秋至懷歸詩

朝代:南北朝詩人:江淹
同類型的詩文:秋天寫景傷懷

原文

悵然集漢北。
還望岨山田。
沄沄百重壑。
參差萬里山。
楚關帶秦隴。
荊云冠吳煙。
草色斂窮水。
木葉變長川。
秋至帝子降。
客人傷嬋娟。
試訪淮海使。
歸路成數千。
蓬驅未止極。
旌心徒自懸。
若華想無慰。
憂至定傷年。

賞析

  江淹早歲以一介寒士受知于宋建平王劉景素,景素愛好文學之士,江淹在南兗州做過景素的僚屬,后淹因事系獄,自獄中上書,“景素覽書,即日出之”(《南史》本傳)。景素出鎮荊州,江淹從之鎮,其時約當公元472年(明帝泰豫元年)至公元474年(后廢帝元徽二年)間,江淹集中寫荊山漢水風物的詩即作于這幾年。

  全詩十六句,前八句著重寫景,繪出關山重疊、煙水蒼茫的秋色圖卷;后八句轉向抒情,抒發歸路迢遞、飄零自傷的憂思情懷。首聯總領寫景,開頭即以“悵然”點明此行抑郁惆悵的心境,為全詩定下了基調。“漢北”則交代地點。詩人回首眺望“岨山田”,觸景生情,引出了這篇詩章。“沄沄”,水流回轉貌,如《楚辭》中漢王逸《九思·哀歲》云:“窺見兮溪澗,流水兮沄沄。”此聯寫群山綿延,高下參差,溪澗溝壑,縱橫錯互的景象,氣勢壯觀雄偉。“沄沄”狀水之蜿蜒曲折,“參差”寫山之錯落聳峙,“百重”以對“萬里”,均形容其廣袤。此聯從不同的方面寫出了荊襄山水博大雄奇的姿態。

  如果說上聯是寫其全貌的話,那么下一聯則進一步從地理形勢上烘托出景物的特色。詩人的眼光已不局限于荊襄一地,而是放眼遠眺,神游故國,西北至秦隴,東南至吳越。荊山居江漢平原之西鄙,雄關險隘,屏障楚地,迤邐至西北則是秦嶺大巴山和黃土高原,而江漢平原又如同通向長江三角洲的門戶,河川網絡猶如血脈相連。這一聯概括了荊襄江漢在地理上的重要地位,實有深意存焉,這一點在下面再加揭示。從用筆看,這一聯也是工整的對偶,動詞“帶”與“冠”尤為傳神,前者展現了層巒逶迤的壯闊景象,后者描畫出浮云籠罩的南國風光。出句以雄關絕塞表現出蒼茫凝重的格調,而對句則以云煙連綿傳達出旖旎曼妙的情思,這一對比如同宋代山水畫中荊浩、關仝的疊嶂丘壑之于董源、巨然的淡煙輕嵐,色彩迥異的意象構成的對偶,避免了合掌雷同,收到了相反相成的效果。

  下一聯筆勢收攏,又落到了眼前的草木之上。草色轉為枯黃,好像將原來的翠綠收藏起來了,故謂之“斂”;“窮水”乃荒遠之水,它與草色共同構成了一個秋氣肅殺的意境。“木葉”句令人想起《九歌·湘夫人》中的名句:“嫋嫋兮秋風,洞庭波兮木葉下”;而“變”的修辭又令人憶及謝靈運《登池上樓》中的警策:“池塘生春草,園柳變鳴禽。”木葉紛紛墜落,改變了原先水木交映的河上景色,此處妙在將“變”用作使動詞,造語不同凡響。事實上整個這一聯都有模擬謝詩的痕跡,雖然彼寫春景,此擬秋色,但都表現出星移物換的微妙變化。當然江淹之句難以與謝詩的自然天成相比擬,其得之模擬,終落第二義。“文通詩體總雜,善于摹擬”(鐘嶸《詩品》),于此可見一斑。

  “草色”一聯已暗逗秋意,到“秋至”一句則點明秋天的來臨。這一句也是化用《湘夫人》中開頭的句子:“帝子降兮北渚,目眇眇兮愁予。”這兩句在《湘夫人》中原與上引的兩句緊相銜接。這里,在表現秋色由晦轉明時,詩人通過化用的意象成語的內在聯系,使詩的上下兩半意脈貫通,很自然地過渡到抒情部分。詩人宦游他鄉,故以“客人”自稱;“傷嬋娟”則是悲傷帝子在此清秋時節降臨水邊,伶俜飄零。“目眇眇兮愁予”,她那憂傷的目光使詩人油然而生同病相憐之情。“嬋娟”,姿態美好貌,在此指代帝子,亦即神女。江漢間流傳著許多惝恍迷離的神話傳說,像鄭交甫于漢皋遇二神女,解佩相贈之事即是其一。據《水經注·沔水》載,襄陽縣北之方山,“山下水曲之隈,云漢女昔游處也,故張衡《南都賦》曰:‘游女弄珠于漢皋之曲。’漢皋即方山之異名也。”可見詩人化用楚辭并非鑿空而道、無中生有,而是切合其地方人文特色的。

  下一聯寫其欲歸不成,歸途漫漫之感。“試訪”猶言“欲訪”;“淮海使”,揚州的地方長官。東晉以還,北人南遷,多聚居于揚州一帶,所謂的僑置州郡也多設于此。史載江淹“起家南徐州從事”,又曾“隨景素在南兗州”,“尋舉南徐州秀才對策上第”(《南史》本傳),上述兩個僑置州在劉宋時即以京口、廣陵為治所,詩人故將淮海視為自己的故鄉。“蓬驅”句以蓬草自況,蓬草的飄轉不定正如其無止境的游宦生涯。飄蓬的意象由來已久,而建安詩人尤喜用之,如曹植的《雜詩》云:“轉蓬離本根,飄飄隨長風。何意迥飚舉,吹我入云中。高高上無極,天路安可窮!”幾可作此句詩的注腳。“旌心”即心旌,語出《戰國策·楚策》,意謂中心不安如懸掛的旌旗飄搖不定。“徒自懸”猶言內心的懸念不安只是自費苦心,徒勞無益。此處詩人也有其言外之意,且留待下面一并交代。

  最后一聯感嘆歲月蹉跎,憂多傷身。“若華”猶言“若英”,即若木之花。若木是神話中生長于西方日入處的樹木。《山海經·大荒北經》稱:“上有赤樹,青葉赤華,名曰若木。”郭璞注:“生昆侖西,附西極,其華光赤下照地。”若木之光華后人也用來指時光。《離騷》云:“折若木以拂日兮,聊逍遙以相羊。”屈原的舉動,據王逸的解釋,是“折取若木,以拂擊日,使之還去”,“或謂拂,蔽也,以若木鄣蔽日,使不得過也”(《楚辭章句》)。總之,都是挽留光陰之意。詩人在此感嘆,光陰如逝水無情,即使想借助若木加以挽留,也是徒勞無謂,憂思叢集,只會使自己傷神減壽。詩的最后這種深沉的憂傷與開頭的“悵然”相呼應,令讀者久久回味。

  那么詩人的憂傷又是因何而生的,聯系其身世遭遇就不難明白這種感情的內涵。他對劉景素深懷知遇之感,此時正隨劉在荊州任上。荊州地處上游,為扼制東南的軍事重鎮,劉在僚屬的勸唆下圖謀反叛,江淹苦諫而景素不納。諫云:“殿下不求宗廟之安,而信左右之計,則復見麋鹿霜露棲于姑蘇之臺矣。”(《梁書》本傳)殷鑒不遠,東晉桓玄據荊州謀反即遭敗亡,詩人預感到景素覆滅的下場,因而悲從中來,不能自已。后來景素移鎮京口,果然兵敗被殺,江淹則因受貶而幸免于難。所謂“旌心徒自懸”正表現出詩人苦諫不從的憂慮。

  前人稱江淹之詩“悲壯激昂”(李調元《雨村詩話》),“有凄涼日暮,不可如何之意”(劉熙載《藝概》),洵為的論。此詩前半寫山河之壯偉,地勢之重要,本應是拱衛中樞的屏藩,現在卻醞釀著一場動亂,故后半傾訴出深沉的憂傷,其中既有身世感懷,又有國事之慨。深沉的憂思與雄峻的山河相為表里,故有悲壯之氣。這里值得一提的是,詩人多處化用了楚辭的意象與成語,這不光是一個修辭問題,更主要的是詩人與屈原的情思相通。荊州治所江陵即為楚之郢都,屈原青年時代被讒去郢,即向北流浪,至于漢北,所謂漢北即樊城一帶(據林庚考證,參見其《民族詩人屈原》一文)。這和江淹所處的地域正好吻合,屈原的憂國傷時不能不激起詩人的共鳴。江漢流域的地理環境、人文傳統為詩人的感情提供了一個合適的載體,他之化用楚辭也就十分自然,由此也增強了全詩的悲劇色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