臧哀伯諫納郜鼎 臧哀伯諫納郜鼎賞析 臧哀伯諫納郜鼎鑒賞

原文

注釋
（1）郜（ɡào）：國名，姬姓，開國國君是周文王的一個庶子，春秋時為宋國所滅，其故地在今山東成武縣東南。鼎：古代的一種烹飪器物，又因常常用作旌功記績的禮器，所以又作為傳國重器，其形制一般為三足兩耳。宋：國名，春秋時為十二諸侯之一，開國國君為殷紂王的庶兄微子，其地在今河南東部及山東、江蘇和安徽三省之間。
（2）大（tài）廟：即太廟，天子或諸侯國國君的祖廟。
（3）臨照：管理和監察。臨，統管，治理。照，察看。
（4）令德：美德。令，美好。
（5）清廟：即祖廟，因其肅穆清靜，故稱。
（6）大路：也作“大輅”，即大車，特指天子或諸侯國國君祭天時所乘的車子。越（yuè）席：用蒲草編織的席子。越，通“括”，結。
（7）大（tài）羹：即太羹，也作“泰羹”，古代祭祀時所用的肉汁。不致：指不調五味，不加各種作料。
（8）粢（zī）食：用黍稷加工品制作的餅食，祭祀用作供品。粢，黍稷，泛指谷類糧食。不鑿：不舂，這里指不精細加工。
（9）袞（ɡǔn）：古代帝王及公卿祭祀宗廟時所穿的禮服。冕（miǎn）：古代帝王、公卿、諸侯所戴的禮帽。黻（fú）：通“韨”，古代用做祭服的熟皮制蔽膝。珽（tǐnɡ）：古代君臣在朝廷上相見時所持的玉制朝板，即玉笏（hù）。
（10）帶：指束在腰間的革帶，皮帶。裳（chánɡ）：古代男女穿的裙式下衣。幅：古代自足至膝斜纏在小腿部的帛條或布條，猶如今天的綁腿。舄（xì）：雙底鞋，著地的一層為木底，這里泛指鞋子。
（11）衡：把冠冕穩定在發髻上的橫簪。紞（dǎn）：古代垂在帽子兩旁用以懸掛塞耳用的玉瑱（tián）的帶子。纮（hónɡ）：古代冠冕系在頷下的帶子。古人戴冠冕時，先用簪子別在發髻上，再用纮挽住，系在簪子的兩端。綎（yán）：古代覆在冠冕上的一種長方形飾物，以木板為干（ɡàn），外包黑色布帛。
（12）藻率（lǜ）：一種用來放玉的木墊兒，外包熟皮，并繪有水藻形圖案。鞞（bǐnɡ）：刀劍套。鞛（běnɡ）：佩刀刀鞘的飾物。
（13）鞶（pán）：紳帶，又名“大帶”，束衣用。厲：下垂的大帶。或謂“鞶厲”：是一個詞，指束腰革帶與革帶下垂的部分。游：古代旗幟上下垂的飾物。纓：套在馬胸部的革帶，即馬鞅。數：禮數。
（14）火龍黼（fǔ）黻：都是古代禮服上所繡的花紋，如火形者為“火”，如龍形者為“龍”，黑白色相間如斧形者為“黼”，黑青色相間如“亞”形者為“黻”。
（15）五色：指青、赤、黃、白、黑五種顏色。比象：指比照天地萬物所畫出的各種圖像。
（16）钖（yánɡ）鸞和鈴：都是系在車馬和旗幟上的鈴鐺，系在馬額頭上的叫“钖”，系在馬嚼子上的叫“鸞”，系在車前用作扶手的橫木上的叫“和”，系在繪有龍形圖案的旗幟竿頭的叫“鈴”。
（17）三辰：指日、月、星。旂（qí）：旗面繪有龍形圖案，竿頭系有小鈴鐺的旗子。
（18）登降：增減。登為增，降為減。有數：指有節度、節制。（注意此處的“數”字與上文“昭其數也”句的“數”字在詞義上的區別。）
（19）象：同“像”，法式，式樣，這里是榜樣的意思。
（20）章：明顯。與下文“章孰甚焉”句之“章”義同。
（21）九鼎：相傳為夏禹所鑄，用以象征九州。夏、商、周三代都把它作為政權的象征，成為傳國之寶。
（22）雒（luò）邑：也作“洛邑”，東周都城所在，相傳周武王克商后由周公姬旦營建，其故地見《周鄭交質》一文的題解。

賞析

　　《臧哀伯諫納郜鼎》的中心內容是臧哀伯批評魯桓公“取郜大鼎于宋”并“納于大廟”這件事的“非禮”。那么，到底什么是禮呢?禮的范疇極其廣泛，內容極其復雜，但一言以蔽之，就是本書《鄭莊公戒飭守臣》一文的評論文字所說：“禮，經國家，定社稷，序人民，利后嗣者也。”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禮的歷史本質的話說，它是奴隸制社會和封建制社會貴族等級制度下的社會規范、道德規范和行為規范，它規范并制約著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會成員的思想和言行。所以，刪改《春秋》的孔夫子才說：“不學禮，無以立”（《論語·季氏》）；君子“約之以禮”《論語·雍也》）；“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”（《論語·為政》）；“為國以禮”（《論語·先進》）；“克己復禮為仁”（《論語·顏淵》）；“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”（《論語·顏淵》）……聯系古今關于禮的界說和孔夫子這些關于禮的言論，就不難理解作為魯大夫的臧哀伯為什么非要冒著觸怒魯桓公的風險，向他“發表”這篇諫辭了；也就不難理解《臧哀伯諫納郜鼎》一開始就說，魯桓公“取郜大鼎于宋，納于大廟，非禮也”了。

　　臧哀伯這篇諫辭，并不先說魯桓公“取郜大鼎于宋，納于大廟”這件事如何不對，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勢，首先提出“君人者”最根本的社會職責是“昭德塞違，以臨照百官”；接著就從禮制這個大視角，連用七個排比句，從七個方面，即“昭其儉”、“昭其度”、“昭其數”、“昭其文”、“昭其物”、“昭其聲”、“昭其明”，來闡明君主如何體現和落實這一根本社會責任；然后，話鋒一轉，才落到桓公“納郜鼎”這件“滅德立違”的事情上來。并在指出這一事件必將導致的惡劣后果以后，還用周武王克商后“遷九鼎于雒邑”招來“義士”非議的歷史教訓，警醒魯桓公必須清醒地認識這種“滅德立違”的錯誤舉措的危害性。這篇諫辭如此行文，不僅條理清楚，層次分明，結構謹嚴，具有強烈的邏輯能力，而且氣勢顯得特別恢弘，具有極強的藝術感染力。至于諫辭中用了近乎后世才產生的賦的手法，鋪敘大量我們今天頗感陌生的具體事物，那也是行文的需要，因為這些事物都和當時的典章制度有密切關系。

　　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，任何一種文化在它的發展過程中，都會形成許多或厚或薄的積淀層，而每個積淀層都會或深或淺地打上它的時代烙印。因此，在閱讀和欣賞此文的時候，也必須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去審視，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去分析，去感悟，拋棄其“封建性糟粕”，吸取其“民主性精華”。可以肯定地說，“君人者，將昭德塞違，以臨照百官”，“國家之敗，由官邪也；官之失德，寵賂章也”云云，直到今天，其“合理內核”還有很好的垂誡作用和警示作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