尚德緩刑書
原文
漢昭帝逝世，昌邑王劉賀被廢黜，漢宣帝劉詢剛剛登上皇位。路溫舒呈上奏書，奏書說：
昭帝崩，昌邑王賀廢，宣帝初即位，路溫舒上書，言宜尚德緩刑。其辭曰：
“臣聞齊有無知之禍，而桓公以興；晉有驪姬之難，而文公用伯。近世趙王不終，諸呂作亂，而孝文為太宗。由是觀之，禍亂之作，將以開圣人也。故桓、文扶微興壞，尊文、武之業，
澤加百姓，功潤諸侯，雖不及三王，天下歸仁焉。文帝永思至德，以承天心，崇仁義，省刑罰，通關梁，一遠近，敬賢如大賓，愛民如赤子，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于海內，是以囹圄空虛，天下太平。夫繼變化之后，必有異舊之恩，此賢圣所以昭天命也。“往者，昭帝即世而無嗣，大臣憂戚，焦心合謀，皆以昌邑尊親，援而立之。然天不授命，淫亂其心，遂以自亡。深察禍變之故，乃皇天之所以開至圣也。故大將軍受命武帝，股肱漢國，披肝膽，決大計，黜亡義，立有德，輔天而行，然后宗廟以安，天下咸寧。臣聞《春秋》正即位，大一統而慎始也。陛下初登至尊，與天合符，宜改前世之失，正始受命之統，滌煩文，除民疾，存亡繼絕，以應天意。
“臣聞秦有十失，其一尚存，治獄之吏是也。秦之時，羞文學，好武勇，賤仁義之士，貴治獄之吏，正言者謂之誹謗，遏過者謂之妖言，故盛服先王不用于世⒅，忠良切言皆郁于胸，譽諛之聲日滿于耳，虛美熏心，實禍蔽塞，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。方今天下，賴陛下恩厚，亡金革之危、饑寒之患，父子夫妻戮力安家，然太平未洽者，獄亂之也。夫獄者，天下之大命也，死者不可復生，絕者不可復屬。《書》曰：“與其殺不辜，寧失不經。”今治獄吏則不然，上下相驅，以刻為明，深者獲公名，平者多后患。故治獄之吏，皆欲人死，非憎人也，自安之道在人之死。是以死人之血流離于市，被刑之徒比肩而立，大辟之計歲以萬數。此仁圣之所以傷也。太平之未洽，凡以此也。夫人情安則樂生，痛則思死，棰楚之下，何求而不得？做囚人不勝痛，則飾詞以視之，吏治者利其然，則指道以明之，上奏畏卻，則鍛練而周內之；蓋奏當之成，雖咎繇聽之，猶以為死有余辜。何則？成練者眾，文致之罪明也。是以獄吏專為深刻，殘賊而亡極，媮為一切，不顧國患，此世之大賊也。故俗語曰：“畫地為獄議不入；刻木為吏期不對。”此皆疾吏之風，悲痛之辭也。故天下之患，莫深于獄；敗法亂正，離親塞道，莫甚乎治獄之吏，此所謂一尚存者也。”
“臣聞烏鳶之卵不毀，而后鳳凰集；誹謗之罪不誅，而后良言進。故古人有言：“山藪臧疾，川澤納污，瑾瑜匿惡，國君含詬。”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，開天下之口，廣箴諫之路，掃亡秦之失，尊文武之德，省法制，寬刑罰，以廢治獄，則太平之風可興于世，永履和樂，與天亡極，天下幸甚。”
上善其言。
賞析
文章指出：“秦有十失，其一尚存，治獄之吏是也。”就是說：秦之所以亡，有十個失誤，其中一個，到現在（即在路溫舒當時）仍然存在，即過分重視、重用“治獄之吏”。這些人，“上下相毆(驅)，以刻為明”，“敗法亂正，離親塞道”。他們競相追逐，濫施刑罰，以“治獄”越苛刻越好，量刑、判刑越重越好。結果，造成“被刑之徒，比肩而立；大辟（處死）之計，歲以萬數”。
文章尖銳地揭露了封建法制運用“逼、供、信”的殘忍手段，使人入罪。所謂“棰楚(以杖鞭撲)之下，何求而不可得”。靠刑訊來逼供，“囚人不勝痛，則飾辭以視(示)之”，被迫造假。“吏治者利其然，則指道以明之”，名義上是利用假口供向犯人指出犯了什么罪，曉以利害，要他服罪，其實這中間無疑包含著“誘供”，以進一步陷人于罪。“上奏畏卻，則鍛練(煉)而周內(納)之”，就是說：怕上級批不準，必須把上報材料和報告寫好，使“言之成理，持之有故”。辦法有二：一是進一步對“犯人”進行逼供、誘供，以便取得更多的“罪證”，使“成練者眾”；一是組織材料班子、刀筆文吏對材料進行精心的加工，對報告進行周密的推敲，以便使“文致之罪明也”。如此，“雖咎繇(同皋陶，傳說中舜時賢明的法官)聽之，猶以為死有余辜”，鐵案如山，不可覆翻矣。
當時“治獄之吏”都“以刻為明”，是當時朝廷倡導的結果。朝廷利用權勢，大搞思想箝制、輿論一律，使執法“深者獲公名，平者多后患，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，非憎人也，自安之道在人之死。”好一個“自安之道在人之死”！千萬人的人頭就這樣滾滾落地了。易卜生《人民公敵》劇中的主人公斯多克芒醫生提出改造被污染的溫泉浴場的建議，觸犯了當地資產階級的物質利益，被宣布為“人民公敵”。其實在異口同聲地對他進行“圍剿”的人中，并不乏同情之士，他們振臂“討伐”，心里明白，悄悄地對斯多克芒醫生表示歉意——迫于權勢，“不敢不那么辦”。“治獄之吏”，誘于“深者獲公名”，鑒于“平者多后患”，故“皆欲人死”，也是“不敢不那么辦”。林彪、“四人幫”統治期間，當權者上下相驅，以“左”為明。“左”之深者獲公名——立場堅定，旗幟鮮明，于是重用、提拔有份；說公道話者多后患——輕則不信任，重則受株連。因此，自安之道，在于寧“左”毋右。于是乎上下競相“左”，極“左”思潮風行矣。看來古今中外，歷史的共性還是不少的，否則，兩千年前的作品怎么會引起我們的共鳴呢？
矯治的辦法，路溫舒作為封建時代的廷尉史官，只能提出“除誹謗以招切言”，即讓人講話，國君要不計較臣民們的“謗言”，牢騷、罵娘的話都讓說，才能“開天下之口”，招來至切之言。他繼承了古代開明政治家反對“防民之口”(《召公諫厲王止謗》)的優良傳統，主張“與其殺不辜，寧失不經”，即可殺可不殺者不殺，可治罪可不治罪者不治罪。這在今天看來，仍有一定的積極意義。但他把希望寄托于國君的開明，則有其局限性。路溫舒畢竟是封建時代的官吏，我們不可苛求于他。今天，我們不能象路溫舒那樣寄托于個人，而必須從根本制度上著眼。